第一千三百六十四章暴乱
当时老吴不可能不跟当地人打交道呀,所以就自学印尼语和葡萄牙语。
“崩地呀”(葡萄牙语“你好”),“德里,马嘎西”(印尼语“谢谢”),一个词一个词地学。
一开始发音不准,别人听不懂,只好别人说一个单词,赶快拿笔用中文记下发音,就好像“傻瓜英语”一样地学。
这个工人教一点,那个工人教一点,慢慢的就学会了。
在工作中学,学的还是比较快的,但写就不行了,没有专门去上过课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是当地也没有什么语言学校。
不会语言很吃亏,比如有一次他们跟菲律宾人谈一个工程,听不懂,等他们找到翻译赶过来,工程已经被别人拿去了。
中国人比较吃得起苦,只要过了语言关,到哪都不会输给别人。
到现在老吴这两种语言说、读都还可以,书写有些困难,语言通了是第一步,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就比较顺当了。
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4月底,军人闹事了。
起因其实很简单,东帝汶政府为节省开支,解雇了500余名政府军士兵,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被解雇的士兵要求多发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补偿,政府没有答应。
于是叛乱士兵开始游行,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,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“我们也没当回事,该干吗还干吗!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严重起来,让我们不得不重视。”老吴一脸苦笑的道。
“当时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消息的,我一个同乡新开的商店被暴徒焚烧了,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,过于平静。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
到了这个时候,生活方面,我们初到那边是处处谨慎,需要添置生活用品和外出工作都是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从不敢乱走,后来发现当地人只要你不去故意触犯他们,他们还是很尊敬华人的。”
“这个同乡是跟我一起来的10个人之一,听到消息的时候当时我正开着车。猛吃了一惊,方向盘似乎都握不稳了,马上靠边停车,打电话给老乡。”
电话打通了,老吴的同乡在那头无可奈何地说:“烧掉了,都烧掉了,整个店都被烧掉了。”
老吴的这个同乡刚来的时候是做泥工,赚到钱后开了一家店,卖小商品,开在一个叫戴比塞(音译)的类似国内农贸市场那样的综合市场里头。
生意不错就又开了一家。华人嘛想得长远一些,不像当地人吃饱穿暖就行,但这样。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损失,比如说老吴。
第二天老吴去看他,看到的情形是,整个市场七零八落,一半以上的摊位和店面被烧掉砸掉了,东西所剩无几,随身财产基本是等于零了。
事后听同乡告诉老吴,中国大使馆的官员。在店被烧后专门去慰问过他,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。
这一来他们就很紧张了,到了下午,老吴有个印尼朋友打电话给他,说,叛军今天要过来了,你们赶快到我这里躲一躲。
他是住在总统府边上的,相对安全。
朋友打电话来时。老吴刚忙完工作在回家的路上,所以就马上开车回家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去他家了。
老王和朋友分析局势,商量该怎么办,坚持下去还是暂时离开。
当地中国人有大约五六百人的样子,都是勤俭创业的人。这些人也都小有身家,所以他们更加危险。是当地暴乱分子首先要攻击抢劫的目标。
来了三年多,老吴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也有5万多美金,加上手头上还有三个小工程,走了大概连工程款也别想收了。
但事出突然,连几家银行也都关门不营业了,能带走的现金只有身上的一点点。
最后还是决定走,因为老吴听到和看到外面郊区的一些地方,开始有暴徒烧房子、枪战,事态正在扩大,所以想先到哪儿避一避。
当晚9点,他们工地上一个同乡,没车子回不了宿舍,老吴还开车送他回去,当他开车经过市区时,后脊梁一阵阵发凉。
大街上表面看上去很平静,是过于平静了,好像就他们一辆车在行驶,这让老吴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
老吴的房子是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,宿舍兼着办公室,有电脑、空调、冰柜、洗衣机,还有建筑机械,但已经不属于他了
第二天一大早,他们就去中国大使馆。
到了大使馆一看,当时进进出出的人那叫多啊!
一天下来总有个几百人去问的,大使馆的电话此起彼伏,不是手机响就是座机响。
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人员问问,他说:“要离开的话,联系方式留下来。”
当时考虑到最邻近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达尔文,中国大使馆联系了澳大利亚大使馆,准备安排老吴他们先撤离到达尔文。
当时网络非常繁忙,手机打不出去,老吴和同乡联系不上,没法商量,只能断断续续发短消息联系。
那几天中国大使馆一直在和国内联系,老吴在朋友家待到次日中午,接到大使馆通知,要求把他把周边的要求回国的名单以短消息的形式发过去,准备回国。
当时东帝汶国际航班已经停飞,这样要想离开此地就只能包机了。
老吴想到了多年打拼的财产,心有不甘,但现在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,索性不去想它,坐在床边狂发短消息,一共发了几十条,因网络不好,也不知道到底收到了几条。
老吴这人,胆子算大的,又有不少朋友在这里,所以他狠了狠心,又开车去通知他的朋友。
兵荒马乱的,开车到海边时,眼前的景象让老吴深深震撼。
几艘澳大利亚军舰已经停在海平面上,正在向港口靠近,维和部队已经上岸了。
他们穿着迷彩服,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,队伍中间还有一些女兵,这让老吴心里有一丝安慰。
从朋友家里出来,老吴就想,这次骚乱也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,如果他们都走了,家里的物品没人照应,回来可能什么都不剩了,不如趁现在还有时间,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寄放到朋友家中。
随即老吴带了两辆货车、两个工人回原来的住所,可到了才发现,围墙铁门锁已经被人更换了,连自己家也进不去了。
拍打铁门好久,才出来一位当地土人把门打开,老吴走进一瞧,家里已经被一个印尼人占领了。
老吴的房子是二室二厅,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,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,房东是澳籍华人。
老吴当时很天真,心想你住就你住,我的东西让我拿走好了,老吴的宿舍兼着办公室,有电脑、空调、冰柜、洗衣机等。
可他们连门都不让老吴进,印尼人和土人都有马刀,他们一看老吴他们来交涉就拿刀砍过来。
这时老吴内心深处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害怕,土人一手抓着老吴的胳臂,一手用刀横在他的脖子,印尼人眼睛像狼似的盯着老吴,轻蔑地吐出几个单词:“加浪、加浪。(印尼语离开)”
老吴当时都吓傻了,只是下意识地点头,不断地说“拜拜拜(印尼语“好的”)”。
看到他们这样,他们两人交头接耳,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才放老吴他们走。
幸好老吴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,有备份,否则电脑一丢失,客户资料都没了,这可是顶顶要紧的东西。
但他的建筑公司里面还有搅拌机、振动机之类的建筑机械,但现在那些东西也已经不属于老吴了。
那个时候的东帝汶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,谁占有了就是谁的了,遇到这样的情况,当地人是最愿意找华人的麻烦的,因为华人都是有产者,而很多当地人都是穷光蛋。
他们当中很多人不要说有财产了,就连房子都没有,就算有,很多也是茅草房,也不就是铁皮房,遇到了好几回,他们不抢华人的,谁抢?
这番遭遇之后,老吴脑子反而清醒了,不再有任何犹豫,当即掉头开车回大使馆。
中国大使馆由主楼、会客室、两个车库、健身房、厨房、餐厅、门卫室8栋主要建筑组成。
老吴进去的时候,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人,院子里就站了七八十个。
当天下午2点钟,由老吴短信联系上的12个人也到了。
后来大使馆又增加了5个人,组成一组17个人,由老吴任组长。
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,陆续来大使馆要求受保护回国的人数达到了200多。
夜深了,就在车库里、院子里席地而坐休息,有的人用上了自己带来的帐篷,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由大使馆安排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休息。
不管怎样,大家的心基本安定下来了,回到大使馆了嘛,大使馆就是中国领土,他们安全了。
那个时候,大使馆的周边都有人拿着刀在游行,所有的人寸步不离。(未完待续~^~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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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崩地呀”(葡萄牙语“你好”),“德里,马嘎西”(印尼语“谢谢”),一个词一个词地学。
一开始发音不准,别人听不懂,只好别人说一个单词,赶快拿笔用中文记下发音,就好像“傻瓜英语”一样地学。
这个工人教一点,那个工人教一点,慢慢的就学会了。
在工作中学,学的还是比较快的,但写就不行了,没有专门去上过课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是当地也没有什么语言学校。
不会语言很吃亏,比如有一次他们跟菲律宾人谈一个工程,听不懂,等他们找到翻译赶过来,工程已经被别人拿去了。
中国人比较吃得起苦,只要过了语言关,到哪都不会输给别人。
到现在老吴这两种语言说、读都还可以,书写有些困难,语言通了是第一步,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就比较顺当了。
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4月底,军人闹事了。
起因其实很简单,东帝汶政府为节省开支,解雇了500余名政府军士兵,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被解雇的士兵要求多发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补偿,政府没有答应。
于是叛乱士兵开始游行,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,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“我们也没当回事,该干吗还干吗!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严重起来,让我们不得不重视。”老吴一脸苦笑的道。
“当时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消息的,我一个同乡新开的商店被暴徒焚烧了,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,过于平静。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
到了这个时候,生活方面,我们初到那边是处处谨慎,需要添置生活用品和外出工作都是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从不敢乱走,后来发现当地人只要你不去故意触犯他们,他们还是很尊敬华人的。”
“这个同乡是跟我一起来的10个人之一,听到消息的时候当时我正开着车。猛吃了一惊,方向盘似乎都握不稳了,马上靠边停车,打电话给老乡。”
电话打通了,老吴的同乡在那头无可奈何地说:“烧掉了,都烧掉了,整个店都被烧掉了。”
老吴的这个同乡刚来的时候是做泥工,赚到钱后开了一家店,卖小商品,开在一个叫戴比塞(音译)的类似国内农贸市场那样的综合市场里头。
生意不错就又开了一家。华人嘛想得长远一些,不像当地人吃饱穿暖就行,但这样。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损失,比如说老吴。
第二天老吴去看他,看到的情形是,整个市场七零八落,一半以上的摊位和店面被烧掉砸掉了,东西所剩无几,随身财产基本是等于零了。
事后听同乡告诉老吴,中国大使馆的官员。在店被烧后专门去慰问过他,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。
这一来他们就很紧张了,到了下午,老吴有个印尼朋友打电话给他,说,叛军今天要过来了,你们赶快到我这里躲一躲。
他是住在总统府边上的,相对安全。
朋友打电话来时。老吴刚忙完工作在回家的路上,所以就马上开车回家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去他家了。
老王和朋友分析局势,商量该怎么办,坚持下去还是暂时离开。
当地中国人有大约五六百人的样子,都是勤俭创业的人。这些人也都小有身家,所以他们更加危险。是当地暴乱分子首先要攻击抢劫的目标。
来了三年多,老吴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也有5万多美金,加上手头上还有三个小工程,走了大概连工程款也别想收了。
但事出突然,连几家银行也都关门不营业了,能带走的现金只有身上的一点点。
最后还是决定走,因为老吴听到和看到外面郊区的一些地方,开始有暴徒烧房子、枪战,事态正在扩大,所以想先到哪儿避一避。
当晚9点,他们工地上一个同乡,没车子回不了宿舍,老吴还开车送他回去,当他开车经过市区时,后脊梁一阵阵发凉。
大街上表面看上去很平静,是过于平静了,好像就他们一辆车在行驶,这让老吴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
老吴的房子是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,宿舍兼着办公室,有电脑、空调、冰柜、洗衣机,还有建筑机械,但已经不属于他了
第二天一大早,他们就去中国大使馆。
到了大使馆一看,当时进进出出的人那叫多啊!
一天下来总有个几百人去问的,大使馆的电话此起彼伏,不是手机响就是座机响。
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人员问问,他说:“要离开的话,联系方式留下来。”
当时考虑到最邻近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达尔文,中国大使馆联系了澳大利亚大使馆,准备安排老吴他们先撤离到达尔文。
当时网络非常繁忙,手机打不出去,老吴和同乡联系不上,没法商量,只能断断续续发短消息联系。
那几天中国大使馆一直在和国内联系,老吴在朋友家待到次日中午,接到大使馆通知,要求把他把周边的要求回国的名单以短消息的形式发过去,准备回国。
当时东帝汶国际航班已经停飞,这样要想离开此地就只能包机了。
老吴想到了多年打拼的财产,心有不甘,但现在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,索性不去想它,坐在床边狂发短消息,一共发了几十条,因网络不好,也不知道到底收到了几条。
老吴这人,胆子算大的,又有不少朋友在这里,所以他狠了狠心,又开车去通知他的朋友。
兵荒马乱的,开车到海边时,眼前的景象让老吴深深震撼。
几艘澳大利亚军舰已经停在海平面上,正在向港口靠近,维和部队已经上岸了。
他们穿着迷彩服,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,队伍中间还有一些女兵,这让老吴心里有一丝安慰。
从朋友家里出来,老吴就想,这次骚乱也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,如果他们都走了,家里的物品没人照应,回来可能什么都不剩了,不如趁现在还有时间,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寄放到朋友家中。
随即老吴带了两辆货车、两个工人回原来的住所,可到了才发现,围墙铁门锁已经被人更换了,连自己家也进不去了。
拍打铁门好久,才出来一位当地土人把门打开,老吴走进一瞧,家里已经被一个印尼人占领了。
老吴的房子是二室二厅,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,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,房东是澳籍华人。
老吴当时很天真,心想你住就你住,我的东西让我拿走好了,老吴的宿舍兼着办公室,有电脑、空调、冰柜、洗衣机等。
可他们连门都不让老吴进,印尼人和土人都有马刀,他们一看老吴他们来交涉就拿刀砍过来。
这时老吴内心深处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害怕,土人一手抓着老吴的胳臂,一手用刀横在他的脖子,印尼人眼睛像狼似的盯着老吴,轻蔑地吐出几个单词:“加浪、加浪。(印尼语离开)”
老吴当时都吓傻了,只是下意识地点头,不断地说“拜拜拜(印尼语“好的”)”。
看到他们这样,他们两人交头接耳,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才放老吴他们走。
幸好老吴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,有备份,否则电脑一丢失,客户资料都没了,这可是顶顶要紧的东西。
但他的建筑公司里面还有搅拌机、振动机之类的建筑机械,但现在那些东西也已经不属于老吴了。
那个时候的东帝汶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,谁占有了就是谁的了,遇到这样的情况,当地人是最愿意找华人的麻烦的,因为华人都是有产者,而很多当地人都是穷光蛋。
他们当中很多人不要说有财产了,就连房子都没有,就算有,很多也是茅草房,也不就是铁皮房,遇到了好几回,他们不抢华人的,谁抢?
这番遭遇之后,老吴脑子反而清醒了,不再有任何犹豫,当即掉头开车回大使馆。
中国大使馆由主楼、会客室、两个车库、健身房、厨房、餐厅、门卫室8栋主要建筑组成。
老吴进去的时候,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人,院子里就站了七八十个。
当天下午2点钟,由老吴短信联系上的12个人也到了。
后来大使馆又增加了5个人,组成一组17个人,由老吴任组长。
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,陆续来大使馆要求受保护回国的人数达到了200多。
夜深了,就在车库里、院子里席地而坐休息,有的人用上了自己带来的帐篷,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由大使馆安排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休息。
不管怎样,大家的心基本安定下来了,回到大使馆了嘛,大使馆就是中国领土,他们安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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